写书就要赠书，很多写书的人都有一段赠书的历史，有快乐，有烦恼，也有写成文章表达错综复杂的赠书心情的。我从五十年代出版第一本书时就开始赠书，八十年代又连年出书，赠书日多，渐渐形成人生历史中的一条支流。这条支流流淌了几十年，也就冲刷出人生历史中的痕迹，弯弯曲曲，千姿百态，很有值得回顾的意味。
1957年，我的第一本书——《北洋军阀史略》正式出版，就像抱着头生儿那样兴奋与激动，用了大约百分之五的稿费买了一百本书，送老师，送同事，送朋友，送图书馆。在书送完之后，有位朋友提醒我要送领导，让领导对自己有一种好印象。好在书价很低，又买了几本补送一下。当年的领导还很正直，不以不送为忤，送去时还十分客气道谢，真诚地讲些勉励的话，一本书换来温暖，也很值得。
八十年代，我因从六十年代起就像王宝钏寒窑十八年般地投闲置散，只得潜心著述，所以连年都有书出，有时一年出两三本，于是赠书问题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，远远超出第一次出书赠书的范围；但因为多是学术性的书，许多人不感兴趣，所以赠书名单所增不多，而且都是自己应该送的人。
九十年代，因为在学术著作之外又出了数种随笔集，读者面相应扩大，于是从主动赠书走向被动赠书，并且带来了若干不应有的烦恼。回顾这段赠书史，大致可分两种不同情况：
一种是情愿赠书：数十年故交旧友，甚至是总角交，或牛棚难友，彼此相知，或面赠，或邮寄，书报平安，非赠不可；门人弟子，甚或为小门生，长年问业，能解我心，赠书以传薪火；同为写友，声应气求，以书易书，奇文互赏，此所谓德不孤必有邻；相识之书刊编辑、记者，为我辟地登台，沟通社会，报之以书，理所当然，著名大图书馆，各赠一册，以期藏之“名山”，传之后世；尤以诚心读我书者，赠书固所愿也，有一按摩医者，喜读我文，乃赠书一册，于是每值临床施诊，必于我文逐篇交谈，论其所见，或相质疑，其真诚令人感动，高山流水，知音难得，每成一书，必相赠以酬。
另一种是不情愿的赠书：有素不相识者，寄其所著一册而指名索我某书，其书于我固无所需，心虽不愿，但礼尚往来不得不投桃报李。有寄我书以求签名者，附函略致仰慕之义，并言求购我之所著难得而望能见赠，虽语似真诚，但实情难料，无奈之余，检寄一二，以免横议。甚者有以收集图书建立民间图书馆以普及文化，启迪民智为名来求赠书者，并在信尾声称如不赠书，亦请函复“来信收到”等语，意含胁迫，不敢不送，非所愿也。更有于我友处见我所著，乃浼我友辗转相索，并以书价过昂，无力购书为辞，此固为当世实情，设人人若此，我将购书几何，方能餍人所求，但碍于友情不得不赠。亦有不情愿而拒赠者，有一早年学生，现已跻登高位，偶于会所相晤，承问及：“先生新著问世，何不见赠？”我不愿相赠，乃笑答：“君既出有车，又有随行秘书，书可赠，但只闻来取，未闻往送！”彼笑允不日来取，我贮书以待，迄今未见枉顾，始悟彼不过作一官场套话，而我之不愿相赠实为正道。
赠书的命运也各有不同：有于图书馆赠书专架上或于朋友书室之书柜中得一席之地，我就有像儿女们得一安身立命之所那样的愉快和喜悦；偶尔在旧书店或书摊上得见我赠书，其扉页之受赠者，多为亡友，或其儿孙不学，为求室内加大空间，将其与其他书刊共作废弃之物捆载而售，急购以归，为之怆然者久之。置之案头，撕去扉页，俾免伤情，乃舒其卷角，拭其灰垢，一似为浪迹天涯归来之儿女拂去征尘，于是回置于我所著书架上，使其手足重聚，其乐融融，后或用以转赠久求我书而未得之友，以尽其用。我心也为之而感到莫大的安慰！
写书赠书，本情理之常；广结善缘，为人生一乐；偶有曲折，亦世间正道，无足为怪。但是，早年赠书，购书百本，所费不过稿费百分之五；今则不然，购书百册，稿费几近覆没。是赠书又不得不有所权衡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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